漫画：徐简
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对学术道德的亵渎。然而，有不少人对教师买论文、抄袭乃至做“挂名主编”抱有同情之理解，认为在当下的职称晋升机制之下，教师们这样做也是情非得已。甚至有人认为：既然许多人或明或暗都在这样搞，又何必顾忌脸面和荣誉呢?
平心而论，当下的职称评价体系对论文、专著的要求过于严苛，确实有待改进。然而，我们主张放松职称评价的论文专著要求，并不意味着允许教师学者滥竽充数乃至欺世盗名。论文也好，专著也好，必须要有相应的学术水准，以学术垃圾替代真正的研究成果，在任何制度下都是无法容忍的。以此为理由为当“挂名主编”的做法辩护，无疑是十分荒唐的。
面对确凿无疑的错误做法，我们决不能以“法不责众”为由熟视无睹。“大家都买论文”，并不是一条有效的辩护理由，而只能说明某些高校教师的无耻已经达到了一种“集体共谋”的程度。这样一群论文“窃贼”，对自己的做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堂而皇之地在那里为人师表，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根本就是学术界的耻辱。学术研究不是生意，如果让这样的人混入高校教师队伍，无疑是教育的悲剧。
在“挂名主编”这个问题上，让人触目惊心的调查结果表明：从教师的个人操守到制度的栅栏，所有的环节全部失守。若想斩断署名权买卖的灰色利益链，就需对各个环节都进行“加固”。
首先，在学术界，每个人都应坚持“有所不为”的底线观念：既然投身学术，就应该对得起自己的初心。个人不能总是把学术不端的问题推给“环境”，个人的良知和学术道德，应该是防御学术不端行为的第一道关口。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做到“两手抓”，一方面，对于仍在攻读学位的青年学者，应大力进行学术伦理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取得教职的学者，高校也应加强监管。
其次，构建严密的学术审核机制也很有必要。论文发表、专著出版应当依从学术的标准，而非个人晋升的需要。香港大学教授徐国琦在其学术自传《边缘人偶记》中写道：“在西方要出版专著不容易，尤其是在大学出版社出书更难。因为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不管是他们约请的稿子，还是自己投稿的，首先要得到至少两位审查者的匿名推荐才能出版。两位匿名审查者是由出版社自己找人，作者并不知情。”这样的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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