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现状。
从我国产业融合发展整体现状来看，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现代生产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往往是产业融合发展较好的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抢占到了改革开放的先机，一些具有良好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的地区率先发展，服务和制造产业集群迅速兴起，初步实现了产业间的相互融合，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湾地区等。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服务产业的发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虽然有部分地区依靠当地资源优势也出现了产业融合的趋势，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从地区差异上来看，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最高，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差距较大，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得较为明显。
在我国区域内产业融合的地理分布上，越是接近区域现代服务业中心，制造业集群发展势头就越猛。上海作为服务业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其生产服务业越发展，周边地区制造业也越能受益。据计算，上海生产服务业每增长1%，苏、沪浙三省市工业增长0.918%。虽然中西部地区虽然也有制造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但从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从数量和区域分布来说，都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区域性现代服务中心的发展滞后，产业融合存在一定难度。
如果按照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分布情况来统计，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数量比例约为75.8∶12.1∶9.1，东部地区的集群数量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数量相对来说少得多，甚至整个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数量相加(约为557个)，还没有浙江一个省的数量多(约为561个)。另有研究表明，1985年～2003年间，除了烟草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云南、四川和安徽集中外，其他27个制造业都不同程度地向东部地区集中。
制约因素。
1.产业融合存在行政区划绩效考核的锁定，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长期以来，制造产业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和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行政绩效考核体制使得产业融合基本上是在地方行政区划范围内发展。行政区划所形成的界限大大制约了产业融合的自然发展，表现为地方政府行为在产业融合的形成过程中经常发挥着主导甚至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跨境分离时，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势必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这大大阻碍了区域间专业分工的发展，使得产业发展经常出现只有“扎堆”而无“融合”的现象，企业难以通过产业融合走向高端道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模式容易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规模攀比，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缺乏对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整合，产业融合效应难以充分释放。
如，我国的产业布局通常表现出“一镇一业”或“一县一业”的格局，且镇与镇或县与县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产业同构化的问题，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也不例外，上海与江苏的同构率达90%，与浙江的同构率也达70%。产业结构的雷同经常会演变成引资大战，而引资大战反过来又使同构现象在更高层次上重演，结果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2.区域内产业发展存在明显两极分化态势，部分地区产业融合难度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分布最多、最广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依靠的是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生产方式较粗放，产品的创新意识不够，且过于依赖外部市场，因此，产业融合发展的质量不够理想。另一方面，在东部地区内部，一些显现出勃勃生机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及创新型集群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同时，生产服务产业集群的区域发展情况也不理想，如研发、设计、营销以及金融等服务产业，仍只分布在京、沪、广、深等少数核心城市。这种产业集群类型的不协调造成了东部地区内经济发展潜力和优势的不均衡。
3.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流动不协调，不利于产业链的延伸。东部地区在全国服务业中牢牢占据了领先和优势地位，要素的使用效率也要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吸引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资金等要素源源不断流入。这种要素流动所产生的巨大的集聚效应，将中西部地区限制在低端要素、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进一步加大了中西部区域产业融合的难度，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区域内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城市和乡村、城市内部城区和郊区的经济发展落差较大，使得区域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即吸纳和集聚周边地区生产要素的效应远胜过向周边地区扩散生产要素、带动促进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效应。因此，企业、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不断向区域中心城市聚集，使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差距逐渐拉大。
4.制造业与当地生产服务业关联程度较低，缺乏区域内产业融合的需求。我国制造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多处于加工制造环节，缺乏在上游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市场营销环节(如品牌经营)的延伸。这些从事中低端环节的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内部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员工工资，企业生产成本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供给进行控制，相对容易得到补充。因此，没有动力引进外部更廉价的、效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供给来源。
本土企业普遍缺乏对高端生产服务市场的需求，对区域内本地生产服务的需求就更为有限，不利于区域内生产服务业的聚集发展以及产业融合。同时，产业转移到中国的制造业大多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产品设计、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营销网络规划等产前和产后服务都主要依赖于母国企业总部的规划，对国内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严重不足。此外，外资制造业所需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物流服务、法律服务、广告策划、市场调研等商务服务，也表现出明显的外向化特征，缺乏产业融合的动力。
5.城市化发展滞后，生产服务业难以形成有效的需求集聚效应。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服务业发展虽然已呈现一定的规模化和集群化趋势，但由于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服务业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业态种类较少、集聚程度较低等问题仍比较突出，许多城市的服务产业结构质量和经济增长方式与国外相比差距甚远。以上海为例，2002年该市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东京的6.4%;最终消费占GDP比率，2001年韩国是70.9%，英国是85%，而上海2005年为48.3%，远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从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来看，2005年上海为2.34%，发达国家研究和开发费用的投入一般占到GDP的3%左右;从万人大学生人数来看，2003年上海为282人，而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为520人，加拿大为580人，韩国为571人。可见，尽管我国某些城市的人均GDP达到工业化后期的产值，但实质上还没有达到与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人才、资本和消费结构。
对策建议。
1.依据区域产业优势，构建层次分明的区域分工格局，加快产业探讨与研究在区域层面融合发展。从区域发展层面来看，为了缩小商务成本的差异和产业发展的梯度，实现东西部地区间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必须做到空间集聚，合理布局。区域产业融合首先需要确定重点发展哪些目标产业，区域内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结构和规模是区域产业融合赖以发展的重要产业基础。东部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多年来积累的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积极发展总部经济，将部分制造业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充分利用不同区域之间在商务成本结构上的差异，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和协同发展，降低整个产业链条的成本。其次，区域产业空间布局的重点是明确不同城市、区域和城乡产业发展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重点，统筹和促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之间形成层次有序、融合配套、分工错位、优势互补的格局。通过生产服务业分工的细化、产业链纵向与横向的扩展和延伸，将东部地区在弹性生产、规模制造和后勤运筹等方面的经验和技能转移给中西部，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通过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打破制造产业低端化、同构化现象。一方面，应当通过着手培育产业集群、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系统，使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研究开发、咨询到管理、后勤等方面得到一体化的服务，尤其是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业，为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必要的环境。在此基础上，逐步培育一批与跨国公司展开有效竞争与合作的区域性特色行业和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应大力培育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融合，以带动区域产业技术水平的升级。鼓励跨地区、跨国别的企业兼并活动，区内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和研发机构应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加快对本区投资的机遇，积极主动地与跨国公司合作，充分吸取跨国公司在科技创新中的溢出效应，加快进入国际研究开发网络系统，融入到国际化研究开发的新环境中。
3.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当务之急是取消国内各地区间的市场壁垒，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即通过市场、产业、信息、交通和城乡一体化，形成统一和开放的国内大市场。一是通过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之间的财政支付能力差距，确保建立基础公共服务的全国最低标准，从而促进要素流动，形成统一和开放的国内大市场，为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建立区域合作发展基金，实现产业的梯次配置。
4.加强区域技术创新合作，通过产业升级促进产业融合。一是明确区域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体系的建设要依赖打造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不仅有利于企业创新，而且形成了新的创新模式———集群式创新。二是通过促进地区的创新资源共享和产学研一体化进程，培育区域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政府应采取有关措施促进相关行业基础研究与开发的合作，加速制造产业和服务产业融合的进程。三是利用区域内核心城市已有的大量研发机构和人才优势，把核心城市培育成区域的创新策源地。其中的关键是通过区域分工，使研发成果能在区域内商务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实现产业化，双方能够共享技术创新的效益，以提高培育创新活动的动力。
5.通过市场竞争，加快区域中心城市高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
要重点加快生产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因地制宜地放宽市场准入，合理引进民资和外资参与服务企业改造，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行业的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为主转变。一是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供给主动引致需求，促进制造业功能升级。部分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可以通过吸引国外高端生产服务业入驻，利用其示范效应、人才培养和流动等外溢效应，逐步提高我国生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产业层次。二是区域中心城市还可以通过发展高水平、高质量、高层次的本土生产服务业，逐渐替代跨国公司承揽的高端服务业。通过国内生产服务企业从事国际代工，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并通过“干中学”效应逐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三是大力推进现代生产服务业跨越区域界限集聚式发展。要按照市场原则，鼓励优质生产服务企业以资产、资源、品牌和市场为纽带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促进生产服务业的集群化、大型化、组织化。四是政府主要应通过规划布局、政策引导和必要的财政支持等形式，利用市场机制，支持现代服务业实现区域性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