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它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二是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三是它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当两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应当较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用国际经验公式推测的人均谷物需求量必然是偏高的，再考虑到预测值是从推测值和1990年的实际值中取大的，因此我得出的预测值只能偏高，不会偏低。认为未来20年中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应该不负责地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提供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我们的人民也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期待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中国目前的低收入-高食品消费模式没有持久存在的根据。由总人口和人均粮食需求预测可以得到粮食总需求预测，结果列于表3中。
中国粮食产业的长期趋势
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32亿吨恢复到1.64亿吨。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64亿吨提高到2.83亿吨，2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从1977年到1984年，粮食产业从2.83亿吨提高到4.07亿吨，7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33%。从1984年到1994年，粮食产业从4.07亿吨提高到4.45亿吨，1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90%。1978—1984年期间中国粮食产业的高速增长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进入为期10年的徘徊时期。这种重大转折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减少。农业财政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负。二是粮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同时谷物的大规模进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四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使得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粮食生产部门向非粮食生产部门大量转移。
总之，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格局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决定了1978—1984年之间的粮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的的确确是“超常规增长”。同时，1978—1984年之间中国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出空间格局的变化：我根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4—1993年之间经济发展、人均耕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将它们分成四类：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类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Ⅳ类地区包括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Ⅰ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在减少，合计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3.83个百分点。Ⅱ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不会下降;这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间，Ⅱ类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2个百分点。Ⅲ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尽管它们的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产量在下降，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69个百分点。Ⅳ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Ⅲ类地区一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1984—1993年之间中国的产品和要素的国内统一市场正在逐渐发育和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对全国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现，比较优势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变。这种趋势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与这种大趋势恰恰背道而驰。
大国效应：上述情况也表明，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减少了，有些地区增加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大国效应”。“大国效应”的产生源于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的两个根本性差异：一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业化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大国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与小国的所有条件都一样，大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粮食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比小国大为延后，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布朗在预测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2000～2050年中国粮食产业预测：(见上页表4)3中国粮食进出口的长期趋势2000—2050年中国粮食进出口动态趋势的特征：根据对2000—2050年期间中国粮食需求和产出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同期中国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的预测，结果列于表5中。由于在粮食需求和产业的预测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工业化对中国的资源结构、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考虑了粮食价格变动、生产补贴和贸易保护的演变情况，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来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和我们预测的国内粮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缩小，到2040年中国再一次变成粮食自给国或出口国。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倒“U”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9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因为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转折点，2020年才成为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演变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200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才不断扩大。同样，2020年以后粮食净进口规模之所以日益缩小，也是因为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预测结果的不科学性：布朗认为1990—203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直线式上升，而粮食产出将呈直线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进口需求也将呈直线式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