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敏先生生于1897年。原名讷，以字行，又号二北、半塘。这是两个含有学术意义的别号：“二北”指的是北宋词和元代北曲，代表他学术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半塘”指的是唐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唐代音乐文艺，代表他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时期。
一、散曲 学
35岁的任中敏向学术界提供了一系列著作：《新曲苑》、《散曲丛刊》、《词曲通义》、《曲谐》、《词学研究法》。这批著作奠定了他的毕生学术的根基，同时也为中国音乐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天地。
从前一角度看，上述著作已表现了任中敏全部学术思想的萌芽。例如《新曲苑》这套资料集成性质的戏曲理论著作，便为任中敏的戏曲研究打下了功底。它使得中年任中敏得以将目光转向“唐艺”，为追究中国戏剧起源而写出了《唐戏弄》等著作。《词学研究法》则是一部有关词学研究方法论的专著。它把狭窄片面的单纯文学研究模式引向全面而立体的文化研究模式，从而对那种以文学为本位的词的发生史的认识，作了一个扭转乾坤的反拨。
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中，《散曲丛刊》是最为重要的一部。这不仅因为它的史料价值(它是当时最完备的一部散曲资料集成著作)，而且因为它的理论价值(它刊载了任中敏的第一部理论专著《散曲概论》)。基于深厚的积累，任中敏庄重宣告：此书是关于全部散曲的“概观”。它标志着近代散曲学的建立。“任氏散曲学”，则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了散曲研究者必读的经典。
任氏散曲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力，是由严谨的治学方式和贯通历史的整体观念决定的。从方法论角度看，这个构架代表了“朴学”考据方法与“宋学”致知精神的融会贯通。事实上，今天学界所称道的那些方法——“宏观”与“微观”的交叉互补、历史流程的纵向清理与文体间的横向比较，在这里已有生动表现。而从具体内容看，它则具有以下三方面核心意义：
(一)散曲形式论
作为近代散曲学的开山，任氏散曲学首先解决的是散曲的名实问题。当今天的研究者根据“剧曲”、“散曲”的不同本质，分别发掘中国戏曲作为表演艺术和作为韵文文学的丰富蕴涵的时候，事实上，他们的工作都是受惠于任中敏先生所建立的这一路标的。
任氏散曲学在外部形式这个层面上，实施了一项朴实而富有意义的工程：梳理、归纳散曲的“体段”和“用调”。其显著效果是：直到今天，所有的大学教科书，在介绍散曲体制的时候，都采用了“小令”、“带过曲”、“套数”的任氏分类法。另一个不那么显著的成效则是他发现，唐代曲子的“联章体”与后来散曲的“重头小令”有着历史的亲缘关系，“带过”一体在敦煌曲中已有成熟的范例，而唐大曲的结构则可能向后来的“套数”提供了启发。
至于“用调”方面，任氏散曲学则根据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全部作品资料，对小令、带过曲、套数各自的专用曲调及三者的兼用曲调，作了一番细致的整理。
(二)散曲文学的精神格调论
任氏散曲学以天才的艺术感受力，对散曲的基本精神格调作了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和阐述。
其阐释方式则采用了别开生面的词曲比较法，亦即通过对具体的作法与内容的分析，导向对散曲文学精神的理解。
从内容、语言方式、总体艺术构造等方面对散曲基本精神格调所作的总结，至今仍被学术界视为不刊之论。在学术上，它有两项特别重要的延伸价值：其一，它揭示了散曲“雅俗俱可，无所不容”的文化基质。其二，它揭示了散曲“庄谐杂出”、“恰与词处于相反地位”的文学特质。作为散曲学的开山，任中敏的学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散曲文学史论
任氏散曲学为散曲文学史勾划了一个简史式的轮廓。这轮廓高度简练地揭示了散曲文学史的若干真谛，因而成为以后几十年间几乎所有散曲史论著的蓝本，并成为当今散曲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任氏散曲学从文学风格角度，将散曲史上的流派划为豪放、清丽、端谨三大类别。散曲史以清、豪二派“最为要紧”，然最终则应以豪放为主，是“任氏散曲学”的散曲史主流观。它是任氏散曲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总体上，这一散曲史观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成为今日散曲研究必须参照的起点。
任氏散曲学的文学史观及其理论体系，产生在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发生变革的时代，产生在人们对民间文化或俗文化的价值刚刚认知的时代，填补了近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它所包含的那些学术精神——重视民间创造的学术立场、严谨而追求有所“创获”的治学风格、融通历史和不同文体的艺术感受方式——则对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唐代文艺学
《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优语集》、《敦煌歌辞总编》七部著作，三百多万字，大致可以分为敦煌文学研究、唐代戏剧研究、唐代燕乐歌辞研究等三个单元。就任中敏的学术史而言，它们是词曲研究向发生学的延伸：敦煌文学研究反映了他对于词之起源问题的思考，唐代戏剧研究代表了他关于古典戏曲早期史的认识，而唐代燕乐歌辞研究则把上述事物联系起来，完善了任中敏的“唐艺发微”体系。也就是说，任中敏以曲艺、戏剧、音乐之三足，支撑起了一个系统的唐代文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