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创业：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美国的经济学家斯威格列茨在他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就业还是创业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选择，创业选择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表现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创业正是创业者利用机会整合资源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时，不断积累个人财富，满足个人追求财产和实现自我的需求，客观上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国经过“文革”，在改革开放初，中国人没有多少财产，财产观念也十分淡薄，中国人穷，穷则思变，穷则创业。所以中国的生存型创业者多，就是说中国多数创业者是为了挣钱吃饭，为了活得更滋润而创业。但20多年来从农民到市民，从科研人员到公务员、海外留学生，一批批创业者无不在个人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体制的革新作出巨大的贡献。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多为机会型创业者，即瞧准了机会就开始创业。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更富有，他们不是因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创业，他们创业是为了通过抓住商业机会创造商业价值，进而成就自己的人生，对社会作出贡献。比尔·盖茨是一个典型的机会型创业者。他舍弃在哈佛法学院的学业，这是因为他在商业实践中发现了软件产业存在巨大的商机。他及其团队非凡的创造力及软件产业的行业成长性，使他只经过20年的时间就创造了传统经济无法企及的巨大财富，进而蝉联世界富豪榜冠军，2003年个人资产407亿美元，仅该年度的社会捐资达十几亿美元。
理性的创业者具有“经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冒险的同时尽力规避创业风险。理性的创业者在自由地选择创业，享有创业成功的快乐时，同时必须承担着创业失败的责任，而且他个人财富、价值与他对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呈正相关。正如A·哈耶克所言，“如果允许个人自由地选择，那么他必然要承担选择的风险，并且，他因此所得的报酬肯定也不取决于他们目的的好与坏，而仅仅取决于对其他人的价值”。
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如何最大化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源。一般人们有二种选择：就业或创业。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H·Kright)认为，不确定性是创建企业的主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然对其选择的经济行为进行预测并承担风险。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原因，人们的预测往往有错误。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承担风险的能力，所以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者更倾向于做上班族，听从老板的调遣，拿稳定的薪水，没有心理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风险;而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则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以承担风险去换取更大的收益和自由。到底是替人打工，还是自己当老板，创业的可能性应与收益预期相关，可用公式表现为：
Pr(e)=f(r-w)
其中，Pr(e)是指独立创业的可能性;r表示独自创办企业可能获得的收入;w表示从事现在工作获得的报酬。
可见，个人创业的可能性与r和w之间的差额呈正相关。两者差额越大，创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创业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由创业者对收益的预期和现在获得的利益决定成本。
理性的创业者具有“经济人”的本性：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创业是有风险的，理性的创业者在享受成功的预期时，也必须承担创业可能的失败风险，创业失败，不仅使对收入的预期化为泡影，而且原有的稳定收入也丧失殆尽。因此，客观估计自己的创业能力、科学评价创业环境和创业机会，通过市场调查获得准确数据，切实考虑现在的利益，对创业选择作出尽可能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是经济人应有的理性态度。
2 创业选择的成本分析
成本是人们从事某一经济活动的总费用，一般包括会计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创业者决定创业时，一定要选择一个项目，并且围绕这个项目要投入劳动、资本、智力成果，购买一定的设备，租赁办公用房，支付工资。创业者在创办企业，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过程中必须支付的实际费用，构成了创业的会计成本。创业者创业就意味着放弃原有的职业，失去原有收入，同时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创业项目就不可能从事其他职业。这种由于创业丧失从事其他固定职业可能挣得的收入值就是创业的机会成本。
成本是创业进入的壁垒，成本高创业的障碍就大。会计成本反映了创业项目需要的投资及运行费用，而机会成本则是创业者现有利益和创业者资源未来价值的反映。机会成本影响创业抉择，机会成本与创业的可能性间呈逆向关系。机会成本越大，即在位者的利益越多，未来价值越小，创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在位者现有利益越小，未来价值越大，敢于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经济学分析，正好阐述了迪克·克拉克(Dickie Clark)提出的“社会边缘状态”(Social Marginalng)这一新的概念。克拉克认为，当个体的属性——身体特征、智力特征、社会行为方式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承担的角色发生冲突时，个体就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实际上处于社会边缘状态者所获得的现实利益少，个体放弃现有利益进行创业的机会成本小，因而创办自己企业的可能性增大，创业也成了“社会边缘状态”者摆脱孤独感，寻求心理平衡的重要途径。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业者大多是难找到工作的回乡知识青年、城市无业游民、政府中几乎没有提升机会的公务员、无法在经济社会中找到适当位置的中年退伍军人、预计无法晋升的大公司职员或极端个人自治主义者。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在现实中没有占据“有利地形”，没有太大的现实利益，也谈不上在社会正规渠道上有大的发展，因些，他们创业的机会成本小、顾虑少，他们通过创业，不仅能够获得收入，找到新的发展平台，而且能够找到一种控制命运、实现自我的感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研习中华古典时所言：“贫人、贱人、被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反而“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业精神。
创业项目的会计成本形成了对创业者选择的项目的预算约束。“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些都形象地反映了会计成本对创业项目选择的制约。任何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长大的，任何大富翁都始自小小的创业者，纵使是大企业内的创业，也是先成立研发小组从小做起，这说明，控制会计成本，对创业和企业的成长十分重要。
3 创业选择的收益分析
创业者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表现为八个方面：只能成功的压力、独立决策的压力、长时间工作的压力、家庭亲情的压力、一定时期内得不偿失的压力、非程序事务压力、来自企业内部利益斗争的压力。据统计，新创企业能活过一年的仅占60%，从创业到成功上市仅占6%;一般而言，成功率不足10%。尽管这样，在过去10年中，美国每年新创公司的数量每年翻一番，从每年30万家左右增加到60万余家。在中国，每100人中就有12.3人创业。创业是“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创业收益大于创业成本是创业者热心创业的主要原因。“创业的理由可以说上千万条，但最终还是逃不出一个钱字”。新经济的代表人物，网络英雄张朝阳认为“商业可以作为人的最高理想。商业的目标是为了赚钱”。
创业的收益一般指创业者投入资源后的实际产出核减会计成本后的剩余部分。一般来说，创业者投入越大，产出越高;创业的会计成本越低，创业的实际收益越高。尽管创业成功率低，但创业一旦越过盈亏点，收益会大大超过工薪阶层。邱君8年前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省城办事处主任，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投资5万元，开了一家湘味酒家。由于定位准确，有特色，每天的营业额都在1 500元左右，半年就收回了投资。第一年纯利润有6万元，第二年他索性辞了工作和爱人一起打理酒店。通过加强管理、改善环境、突出特色，他已有一批固定的“食客”。他已在3年前买了小车，最近又买了复式住房，个人资产逾百万。如果他仍然留在厂家上班，现在可能已经下岗。
预期收入是创业者创业的主要动因。按照西方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创业者作为“经济人”，设法规避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性。因此，在创业决策作出之前，必然会搜寻一切相关的信息，并进行合理的分析、测算，来形成对创业收入的理性预期。尽管这种预期是心理的、主观的，但由于这种预测的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等于主观概率的分布期望值，因此，这种主观的预期仍是创业者进行创业抉择的客观基础。预期收入与创业者选择的项目和进入的行业相关，与其能控制的资源相关。不同的项目和行业、不同的资源收入，带给创业者的预期收入是不同的;同时，创业者所在环境中其他创业者的示范效应也影响创业者的预期收入。其他创业者的成功概率、财富状况，客观上会左右着创业者对收入的预期。因此，好的创业环境是提高预期收入、促进创业活动的要素。不断改善创业环境，有利于招资引资或自主创业。
社会收益是创业者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贡献给社会的财富，也是创业家们回报给社会提供的创业环境的酬金。个人的创业成就取决于国家或地区的体制和环境的优劣。创业者个人收益和社会财富间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体制环境和商务环境越优，创业成功者越多，该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就越多，社会收益越大。据统计，全世界有476人拥有10亿美元以上个人财富。在美国，有222人，占总数的47%，总价值达7 030亿美元;欧洲134人，占总数38%，总价值3 940亿美元;亚洲61人，其中日本19人，香港11人，财富总价值1 450亿美元;中东和非洲财富价值690亿美元。不难看出，创业者个人财富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社会财富越多，福利越好。同样，那些个人创造财富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创业体制和环境最好、创业社会收入最高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