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东方主义到西方主义。
张宽写了多篇讨论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文章，其中《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从“东方主义”到“西方主义”》(载《读书》1993年第9期)是较为重要的一篇。在他看来，“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这一概念欠缺理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相反，欧美人则是洋溢着理性光辉，道德完美，成熟可靠的正常人。程序化了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的扭曲早已偏离了真实，只是顺应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制造出了西方全面优越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张宽对西方对中国的丑化和误读深加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代中国文化界质疑西方中心的合法性提供了话语平台。因为，论者以其对西方汉学界的洞悉而提供的新材料，使学界对西方汉学界的警惕性不断增强。“西方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里的建立，是为了认识和了解中国，有其功利目的性。非常不幸，西方汉学兴起的年代，正好与西方向东方殖民的时期重迭在一起。德语中的‘汉学’Sinologie这个字眼，与另一个英文词Chinaman一样，在其被使用的早期，不是一个非常中性纯学术的名词，它或多或少带有轻蔑的意味和殖民的色彩。比如美国研究、英国研究、法国研究分别在德文中叫Amerikanistik，Angelistik和Romanistik，而印度研究、埃及研究、日本研究都一律尾之以logie。一沾上了logie，就有被归入另册，被‘东方化’的危险。……西方的汉学不能永远自外于或者自绝于中国的学术传统，西方汉学研究每每可见的由上往下的俯视角度应该转变为由外向内的透视角度。”张宽对西方汉学的批评并非纯学术层面上的，而是直接指出其中的东方化的殖民意识，说明西方汉学家的意识形态干扰和冷战心态问题，并提出应该将学术文化的俯视转为内在透视角度。这些意见不乏尖锐，当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有所警醒。
接着张宽调转了问题的方向，提出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文化问题，并批评中国某些怀有“走向世界”的宏大理想的艺术家的作品，“用一些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东西去让西方人感到刺激，感到陶醉，或者恶心，让西方的观众读者产生美学上所说的‘崇高感’，怜悯心和种族文化上的优越感，于是作品就捧红，就畅销。……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在西方读书界获得认可，与那种‘东方主义’的模式不无关系。这里的‘西方主义’，是指中国的学术界在西方强势文明冲击下，产生出来的一种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它包括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一厢情愿的认同、误解和有意的歪曲，包括情绪化的对西方的拒绝，还包括了华夏文明优势失落后知识界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论者这里强调不要用中国的落后去反衬西方的发达，用中国乡村的原始去博取西方的俯瞰的优越感，我深为赞同。因为中国在现代的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必然消亡，相反，在中国吸收了现代性的优秀品质后，会再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成为一种对独断论的族性的扬弃者和对世界主义多元文化精神张扬者。但是我对论者下述说法持一种现象学“悬搁”态度，因为这些问题远没有论者表述的那样简单。“把西方主义的外延扩大一些，甚至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梁漱溟的中国文明优越论，钱玄同、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一直到八十年代末的蔚蓝色论、基督教救国论，都可以放到‘西方主义’的概念下进行考察。……中国的学者们，切切不要一窝蜂去加入‘东方主义’的大合唱。”尽管论者有着率直的维护中国精神的忧患意识，但是将一切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尝试都称为“西方主义”，却似有不周之处。在我看来，在后殖民文化研究中，大抵应保持一种审理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边缘性立场，反抗霸权与商品权力话语共谋关系，对一切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西化激进倾向与文化保守倾向之间的后殖民之争中，保持清醒的价值判断。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张宽的意见可能过多地强调批判西方话语，对民族主义日益严重的问题却有些重视不够。对此，学界也多有批评。
(二)中国现代性——为万世开太平。
在“大中华中心主义”丧失以后，似乎谈“国家”或“第三世界”的人多了，而谈“天下”的人少了。随着后冷战时代的来临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上升，有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谈论“天下”甚至“天下主义”。盛洪在《为万世开太平》中就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包含着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为万世开太平’。在这一事实背后，也许有这样一个逻辑，即：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可以救中国，却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界，也就不能最终救中国。因为中国在世界人口中占有最大的比例。在世界上充斥着核武器的今天，民族主义，尤其是强调一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扩张的民族主义，变得比以往更危险。核武器的出现把民族主义的弊病推向了极端。无论是宗教狂热，还是民族主义血性，都有可能最终导致核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结果只能是人类文明的毁灭。因此，民族主义文化虽然会在天下主义文化面前取得胜利，但它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能够使人类避免这一灾难的只能是天下主义文化。”(盛洪著《为万世开太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应该说，盛洪这段话说得很中肯而且具有超越性意识，但是他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同他对西方主义的警惕是同步的。因为他在本书中还这样说道：“人类文明经常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困境中，当你把别人当兄弟，别人却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就有可能沦为别人的奴隶。因此，在这时，你的最好办法就是暂时放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想法，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这样看来，论者的天下主义与民族主义似乎仍有些矛盾，未能很好地统一起来。
在后殖民语境中，论者张扬天下主义，坚持尊重不同文明的平等地位与和平交往的天下主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她不屑于按照今天的游戏规则做新的霸主，她的理想是消灭这一规则本身。首先是中止改进武器的竞赛，改变武器制造的商业性质，排除在国际谈判中的强权因素，在这各文明间倡导平等的交往规则。她想使人类避免那个恐怖的核灾难，她想看到那个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只有这样，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艰辛和苦难才会真正得到补偿，……为我们曾经奉献于结束现代战国时代的伟大事业——为万世开太平。”盛洪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宏伟蓝图的勾勒，的确令国人振奋。但是“为万世开太平”不仅基于美好的想法，更基于扎实的工作和综合国力真正增强。作为知识分子就不仅要探索和建立文明间交往的公平规则，而且要对自己“开天下”的话语前提和具体步骤做出审理。这样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理论获得合法性和可行性，也会以开放的对话的方式平等对待各种批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