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果以文件、会议和发言中出现的频次为标准，让中国高等教育界选定一个2017年度词汇，这个词一定是“双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第三次体现国家意志的高等教育发展计划。
从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经过长达两年的酝酿讨论，终于在2017年进入实操阶段。政策动了“真格的”，带来哪些影响、变化，让我们回望过去的这一年。
强力推进，从谋划到实战
刚刚跨入2017年，“双一流”建设就发出了动工信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1月13日举行的20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认，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将在2017年全面启动。
短短12天后，1月25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此时，距离中国人最看重的“过年”，还有两天。“寒假加上春节，本来这是高校最轻松的时候，选在此时发布重磅消息，必有深意。”众说纷纭中，有人将这种深意解读为政府强力推进的决心。
在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上，这份七章二十九条的《实施办法》自然成为众多来自高教领域的代表委员问政建言的焦点。对于文件已作出具体规定的遴选条件、遴选程序、支持方式等，高校的书记校长或学科带头人在表示肯定的同时，也急切地想促进政策继续向前——“世界一流的标准是什么?”“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衡量?”“如何避免高校之间的无序竞争?”
高等教育的改革，需由高校内部发力，但同时，改善外部环境的努力也从未停止。
人才是“双一流”建设的关键，但是“挖人”捷径行不通。2017年1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明确“高校之间不得片面依赖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不得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7月31日，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加快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在薪酬、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引导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
“双一流”政策强调扶优扶强扶特，高校财务管理改革要跟上。3月，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8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高校进一步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政策落点明确指向“促进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激发广大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势在必行。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出《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涉及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人、职称、薪酬、经费、资产管理等诸多方面。例如，“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标志着完全取消了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教授和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审批。
这些并不以“双一流”命名的政策，为“双一流”顺利启动保驾护航。
鲇鱼效应，激发高等教育办学活力
2017年9月21日，一个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史册的日子。翘首以盼的“双一流”名单，在这天早晨悄然出现在教育部网站上。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记者发现，高校并没有过多地患得患失。究其原因，这里有制度设计的智慧。
打破身份固化，不搞终身制。这是政策给高校吃的一颗定心丸。“每5年一个建设周期”，“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这样的表述让高校不再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闹心。“建设期末，根据期末评价结果等情况，重新确定下一轮建设范围”，这样的设计则让高校有了切切实实的紧迫感。“5年的时间，不抓紧干很快就过去了。”一位高校负责人在学校内部会议上坦率地说。
不组织高校申报、无须主管部门推荐，这样的组织方式，降低了高校为评审本身投入的成本。在参与评审的第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看来，这种做法“不折腾高校”。不少高校也在采访中表示，这种做法杜绝了不正常的人情往来，不干扰高校正常教学科研秩序，有利于学校把精力和重心放到自身内涵建设上来。
“专家委员会不对具体高校或学科进行评审，而是根据国家战略、水平标准、特殊需求等原则，论证确定认定标准，再根据认定标准遴选产生拟建设高校”，“认定标准对所有高校一视同仁，不区分中央高校、地方高校”，“不与各类头衔的人才数量、各类基地平台条件等挂钩”。制度设计最大程度保证遴选的公平公正、开放竞争，使高校数人头、拼硬件、铺摊子等恶性竞争、短期行为不攻自破。
让高校不再纠结的，还有“双一流”政策中提到的，“省级政府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基础条件，统筹推动区域内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积极探索不同类型高校的一流建设之路”。在此番高等教育发展计划中，地方表现积极。例如，福建省“双一流”建设的支持范围，大大超过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涉及全省13所高校，计划建设46个高峰学科(群)、65个高原学科(群)。
这种积极，不单纯是为了在国家计划中争得一席之地。正如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葛道凯所说：“建设高水平大学是江苏实施创新驱动的需要，是江苏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需要。”
这正是决策者所期待的鲇鱼效应。“双一流”名单的发布，不仅搅动了高等教育生态，同时也激发了整个高等教育的办学活力。
高校改革，与国家民族发展同频共振
一年的时光飞逝，欣喜或失落，都来不及感慨太多。眼下，无论入选还是没入选的高校，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
年终岁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同一天公布本校“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消息，再次刷爆高等教育的“朋友圈”。据不完全统计，在教育部网站上已经公布“双一流”建设方案的高校已有36所。
不同的高校，从不同的角度，向着同一个目标——“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迈进。
北京大学启动“30+6+2”学科建设项目布局，即面向2020年，重点建设30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面向2030年，部署理学、信息与工程、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医学等6个综合交叉学科群;面向更长远的未来，布局和建设以临床医学+X、区域与国别研究为代表的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带动学科结构优化与调整，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清华大学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2020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30年迈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2050年前后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复旦大学则以“一流育人质量、一流学术成果、一流社会贡献”来诠释“一流”的含义。
通观各地各校公布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无一不把高校改革发展的步调，统一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频率上。坚持“四个服务”、突出立德树人、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支撑……这些内容构筑起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国模式。
事实上，走得更快的高校，已开始行动。大连理工大学用了一年的时间，由校长带队对所有学科逐个进行摸底调研，进行学科建设整体规划。校长郭东明说：“‘双一流’建设不能只着眼于打造一两个顶尖优势学科，而是通盘考虑所有学科发展，以此作为提升办学水平的新机遇。”
2017年与“双一流”有关的最后一项也是最令人鼓舞的一项文件表述，是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细心者发现，少了“世界”二字。“不是目标降低了，而是范围扩大了。”据一位参与报告起草的专家解释。正如著名高等教育学者潘懋元所说：“‘双一流’建设学校和学科不要成为‘独行侠’，要把‘一流’的精神推进到高等教育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高校与学科，以此引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下，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安排中，回首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已经起步，正在“双一流”引擎的推动下平稳、有力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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