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这门课并不容易。武汉大学这几位院士和教授，分属不同学院，且常有外单位院士加入，实际授课院士往往不止6位。听课学生多达上千名，需要分成好几拨儿。
龚健雅院士记得，武测与武大合校后，这门课受到很大冲击。武大有些领导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个事?”但宁津生很坚持，他一定要把这门课继续开下去。
“我们这6个院士，之所以对教学这么热爱，都是受到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宁津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给新生上课，他有时会特意留出一页PPT，放上夏坚白、王之卓、叶雪安等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很多新生对这些名字并不熟悉。尽管他们创立了武测，后辈的研究成果飞上了太空，登上了珠峰到达了南极，但与他们的故事，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55年年初，身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夏坚白，呼吁创建中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一年多后，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成立，同济大学等5所高校测绘师生随迁至武昌。刚从同济大学测量系本科毕业的宁津生，被分配至这所学校担任助教。24岁的他跨入校门时“有些失落”，他原本憧憬着去生产一线，“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这座新成立的大学，位于珞珈山南麓。原先是一片荒凉的坟茔，经过400多天的昼夜奋战，低低矮矮的山丘上终于冒出了几栋红砖小楼。
在这片简陋的校园里，宁津生彻底改变了人生志向。那些因测绘教育集聚于此的教授们，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那些教授，老人眼中放出亮光。
这所新学校拥有5位一级教授，数量在整个湖北省首屈一指。其中多位曾任著名大学校长：夏坚白曾在解放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王之卓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金通尹曾任北洋大学代理校长，陈永龄曾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另一位一级教授叶雪安，曾是中国第一个测量系的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带着同济测量系师生，拖着笨重的仪器，一路逃难一路讲课。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教授们努力保住一块教学的讲台。首任院长夏坚白极力主张“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在他的倡导下，所有一级教授都亲自给新生上课，包括他自己。
教授之间相互听课评价，这是建校时便创立的制度。夏坚白常穿着胶底鞋，悄悄出现在教室中。
教师上台讲课，被视为一件颇为神圣的事。在开学前，王之卓总会将一学期的课程全部备完，写好讲课笔记。讲课前一周，再修改补充，考虑教学方法。到了课前的那天晚上，再把第二天所讲内容全部仔细备一遍。他的讲课笔记由于多次补充，写得很乱，别人看不懂。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宁津生必须先从助教干起，除了为讲课教授画挂图、批作业、给学生答疑外，他还得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听教授们上课，学习怎么教书。3年后，他才有资格登上讲台。
宁津生记得，那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近。每个星期，老师会到学生宿舍答疑，因为学生多，“往往一两个小时的课程，答疑时间就有六七个小时”。野外实习时，师生更是形影不离，吃住都在一起。
如今“院士课”上的多位院士，都在这个时期考入这所大学。和现在的大多学生一样，测绘并非他们的第一志愿。
测绘界唯一一位两院院士李德仁回忆，他当时也有很大的专业情绪。这位尖子生原本报考的是北大数学物理系，“想搞火箭”。没想到，教育部为了照顾这所新大学，将他录取至武测航空摄影测量系。听了夏坚白院长的新生训话，以及系主任王之卓的讲课，他才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发现也需要学好数学和物理”。
他喜欢琢磨问题。对一位苏联专家撰写的教材产生质疑后，他写成论文递到已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手中。没过几天，王先生将李德仁约至家中，两人坐在书房里，久久地讨论，直至天色已晚。之后，李德仁成了王先生家的常客。正值困难时期，老先生家每每分到东湖鱼、梁子湖螃蟹之类的好东西，总会叫上学生一起享用。
原本想学生物、打算回去复读的刘经南，在入校后也慢慢对专业来了兴趣。上叶雪安讲授的大地测量学时，他发现课本中一个定理的推导过程“不严谨”，它借助了图形思维，而不是“完美纯粹的数学思维”。刘经南一头扎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资料中，自学了理科的微分几何、复变函数和矢量代数，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纯理性、抽象的思维推出来”。
过了一个学期，在宿舍楼的答疑室里，刘经南将好几页的推导纸递给叶雪安。这位60多岁的老先生，叼着烟，仔细看了刘经南的推导，高兴地说：“你这倒是个严谨的方法，我们都要借助于所谓的微分线段，你这个完全不借助图形，从理论到理论。你这个小子不错。”
刘经南很受鼓舞。他问：“这个可以发表吗?”叶雪安悠悠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文章没能发表。“文革”很快袭来。被抄家后，叶雪安因不堪凌辱，在浴室中服毒自杀。武大图书馆中几本发黄的教材，是他留下的不多的痕迹。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
协调这门课并不容易。几位院士和教授，分属不同学院，且常有外单位院士加入，实际授课院士往往不止6位。听课学生多达上千名，需要分成好几拨儿。
龚健雅院士记得，武测与武大合校后，这门课受到很大冲击。武大有些领导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个事?”但宁津生很坚持，他一定要把这门课继续开下去。
“我们这6个院士，之所以对教学这么热爱，都是受到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宁津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给新生上课，他有时会特意留出一页PPT，放上夏坚白、王之卓、叶雪安等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很多新生对这些名字并不熟悉。尽管他们创立了武测，后辈的研究成果飞上了太空，登上了珠峰到达了南极，但与他们的故事，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55年年初，身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夏坚白，呼吁创建中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一年多后，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成立，同济大学等5所高校测绘师生随迁至武昌。刚从同济大学测量系本科毕业的宁津生，被分配至这所学校担任助教。24岁的他跨入校门时“有些失落”，他原本憧憬着去生产一线，“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这座新成立的大学，位于珞珈山南麓。原先是一片荒凉的坟茔，经过400多天的昼夜奋战，低低矮矮的山丘上终于冒出了几栋红砖小楼。
在这片简陋的校园里，宁津生彻底改变了人生志向。那些因测绘教育集聚于此的教授们，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那些教授，老人眼中放出亮光。
这所新学校拥有5位一级教授，数量在整个湖北省首屈一指。其中多位曾任著名大学校长：夏坚白曾在解放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王之卓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金通尹曾任北洋大学代理校长，陈永龄曾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另一位一级教授叶雪安，曾是中国第一个测量系的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带着同济测量系师生，拖着笨重的仪器，一路逃难一路讲课。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教授们努力保住一块教学的讲台。首任院长夏坚白极力主张“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在他的倡导下，所有一级教授都亲自给新生上课，包括他自己。
教授之间相互听课评价，这是建校时便创立的制度。夏坚白常穿着胶底鞋，悄悄出现在教室中。
教师上台讲课，被视为一件颇为神圣的事。在开学前，王之卓总会将一学期的课程全部备完，写好讲课笔记。讲课前一周，再修改补充，考虑教学方法。到了课前的那天晚上，再把第二天所讲内容全部仔细备一遍。他的讲课笔记由于多次补充，写得很乱，别人看不懂。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宁津生必须先从助教干起，除了为讲课教授画挂图、批作业、给学生答疑外，他还得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听教授们上课，学习怎么教书。3年后，他才有资格登上讲台。
宁津生记得，那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近。每个星期，老师会到学生宿舍答疑，因为学生多，“往往一两个小时的课程，答疑时间就有六七个小时”。野外实习时，师生更是形影不离，吃住都在一起。
如今“院士课”上的多位院士，都在这个时期考入这所大学。和现在的大多学生一样，测绘并非他们的第一志愿。
测绘界唯一一位两院院士李德仁回忆，他当时也有很大的专业情绪。这位尖子生原本报考的是北大数学物理系，“想搞火箭”。没想到，教育部为了照顾这所新大学，将他录取至武测航空摄影测量系。听了夏坚白院长的新生训话，以及系主任王之卓的讲课，他才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发现也需要学好数学和物理”。
他喜欢琢磨问题。对一位苏联专家撰写的教材产生质疑后，他写成论文递到已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手中。没过几天，王先生将李德仁约至家中，两人坐在书房里，久久地讨论，直至天色已晚。之后，李德仁成了王先生家的常客。正值困难时期，老先生家每每分到东湖鱼、梁子湖螃蟹之类的好东西，总会叫上学生一起享用。
原本想学生物、打算回去复读的刘经南，在入校后也慢慢对专业来了兴趣。上叶雪安讲授的大地测量学时，他发现课本中一个定理的推导过程“不严谨”，它借助了图形思维，而不是“完美纯粹的数学思维”。刘经南一头扎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资料中，自学了理科的微分几何、复变函数和矢量代数，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纯理性、抽象的思维推出来”。
过了一个学期，在宿舍楼的答疑室里，刘经南将好几页的推导纸递给叶雪安。这位60多岁的老先生，叼着烟，仔细看了刘经南的推导，高兴地说：“你这倒是个严谨的方法，我们都要借助于所谓的微分线段，你这个完全不借助图形，从理论到理论。你这个小子不错。”
刘经南很受鼓舞。他问：“这个可以发表吗?”叶雪安悠悠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文章没能发表。“文革”很快袭来。被抄家后，叶雪安因不堪凌辱，在浴室中服毒自杀。武大图书馆中几本发黄的教材，是他留下的不多的痕迹。
以上就是关于武汉大学6位院士共同教授一名课程的简单介绍，更多信息请浏览读研网(www.duyan.com.cn),如果学员还有其他疑问，请咨询在线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