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最奢侈基础课6位院士共同讲授

　　台下是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这些大一新生刚从应试教育中浮上来，他们邂逅的第一位老师，就是院士。每年秋天，当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梧桐叶开始飘落，6位院士会从天南地北的会议中抽离，陆续回到一方不大的讲台上。　　

　　这是一门叫作《测绘学概论》的课程，由6位院士、4位教授共同讲授，有人称它为“最奢侈的基础课”。课上不点名、不签到，阶梯教室后排却挤挤挨挨站着人。课后，找院士签名的学生排成长队。

　　20年间，这门课走进了武大的通识课堂，走进了千里外的同济大学，听过课的学生上万人次。最初，院士们仍需亲自拿着笔尺，将课件画在薄薄的透明胶片上。如今，带有动图的多媒体课件取代了胶片。时间也改变了几位科学家，他们变成平均年龄77岁的老人，师生年龄相隔半个多世纪。

　　不变的是，站在讲台上，几位院士仍会常常提起自己的“老师”——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下文简称“武测”，2000年与武汉大学合校)的创始人、新中国测绘界的大师们。坚持给本科新生上课的传统，始于这些“老师的老师”。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甚至用生命守护一方神圣的讲台。这一代院士，从老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只不过，他们需要对抗的东西，早已不同了。

　　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

　　协调这门课并不容易。几位院士和教授，分属不同学院，且常有外单位院士加入，实际授课院士往往不止6位。听课学生多达上千名，需要分成好几拨儿。

　　龚健雅院士记得，武测与武大合校后，这门课受到很大冲击。武大有些领导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个事?”但宁津生很坚持，他一定要把这门课继续开下去。

　　“我们这6个院士，之所以对教学这么热爱，都是受到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宁津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给新生上课，他有时会特意留出一页PPT，放上夏坚白、王之卓、叶雪安等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很多新生对这些名字并不熟悉。尽管他们创立了武测，后辈的研究成果飞上了太空，登上了珠峰到达了南极，但与他们的故事，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55年年初，身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夏坚白，呼吁创建中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一年多后，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成立，同济大学等5所高校测绘师生随迁至武昌。刚从同济大学测量系本科毕业的宁津生，被分配至这所学校担任助教。24岁的他跨入校门时“有些失落”，他原本憧憬着去生产一线，“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这座新成立的大学，位于珞珈山南麓。原先是一片荒凉的坟茔，经过400多天的昼夜奋战，低低矮矮的山丘上终于冒出了几栋红砖小楼。

　　在这片简陋的校园里，宁津生彻底改变了人生志向。那些因测绘教育集聚于此的教授们，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那些教授，老人眼中放出亮光。

　　这所新学校拥有5位一级教授，数量在整个湖北省首屈一指。其中多位曾任著名大学校长：夏坚白曾在解放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王之卓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金通尹曾任北洋大学代理校长，陈永龄曾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另一位一级教授叶雪安，曾是中国第一个测量系的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带着同济测量系师生，拖着笨重的仪器，一路逃难一路讲课。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教授们努力保住一块教学的讲台。首任院长夏坚白极力主张“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在他的倡导下，所有一级教授都亲自给新生上课，包括他自己。

　　教授之间相互听课评价，这是建校时便创立的制度。夏坚白常穿着胶底鞋，悄悄出现在教室中。

　　教师上台讲课，被视为一件颇为神圣的事。在开学前，王之卓总会将一学期的课程全部备完，写好讲课笔记。讲课前一周，再修改补充，考虑教学方法。到了课前的那天晚上，再把第二天所讲内容全部仔细备一遍。他的讲课笔记由于多次补充，写得很乱，别人看不懂。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宁津生必须先从助教干起，除了为讲课教授画挂图、批作业、给学生答疑外，他还得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听教授们上课，学习怎么教书。3年后，他才有资格登上讲台。

　　宁津生记得，那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近。每个星期，老师会到学生宿舍答疑，因为学生多，“往往一两个小时的课程，答疑时间就有六七个小时”。野外实习时，师生更是形影不离，吃住都在一起。

　　如今“院士课”上的多位院士，都在这个时期考入这所大学。和现在的大多学生一样，测绘并非他们的第一志愿。

　　测绘界唯一一位两院院士李德仁回忆，他当时也有很大的专业情绪。这位尖子生原本报考的是北大数学物理系，“想搞火箭”。没想到，教育部为了照顾这所新大学，将他录取至武测航空摄影测量系。听了夏坚白院长的新生训话，以及系主任王之卓的讲课，他才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发现也需要学好数学和物理”。

　　他喜欢琢磨问题。对一位苏联专家撰写的教材产生质疑后，他写成论文递到已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手中。没过几天，王先生将李德仁约至家中，两人坐在书房里，久久地讨论，直至天色已晚。之后，李德仁成了王先生家的常客。正值困难时期，老先生家每每分到东湖鱼、梁子湖螃蟹之类的好东西，总会叫上学生一起享用。

　　原本想学生物、打算回去复读的刘经南，在入校后也慢慢对专业来了兴趣。上叶雪安讲授的大地测量学时，他发现课本中一个定理的推导过程“不严谨”，它借助了图形思维，而不是“完美纯粹的数学思维”。刘经南一头扎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资料中，自学了理科的微分几何、复变函数和矢量代数，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纯理性、抽象的思维推出来”。

　　过了一个学期，在宿舍楼的答疑室里，刘经南将好几页的推导纸递给叶雪安。这位60多岁的老先生，叼着烟，仔细看了刘经南的推导，高兴地说：“你这倒是个严谨的方法，我们都要借助于所谓的微分线段，你这个完全不借助图形，从理论到理论。你这个小子不错。”

　　刘经南很受鼓舞。他问：“这个可以发表吗?”叶雪安悠悠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文章没能发表。“文革”很快袭来。被抄家后，叶雪安因不堪凌辱，在浴室中服毒自杀。武大图书馆中几本发黄的教材，是他留下的不多的痕迹。

　　夹着烟纸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教材

　　1968年冬天，包括刘经南在内的高年级学生已全被分配或遣散。很多人流着泪烧掉专业书，王之卓却给大家打气：“哪怕将来我们去卖冰棍，冰棍箱子里也要带上书。”

　　学生走远了，他和夏坚白仍在挥手：“不要丢了专业，不要丢了外语!” 不出两年，武测被撤销，军队接管了校园。

　　1972年春，政治环境略有改善，夏坚白找来武测一位前同事，共同拟就一份近5千字的建议书，恳请“恢复武汉测绘学院、测绘科学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听说一位前同事打算调去地震队，夏坚白拉着他的手说，“叶先生(指叶雪安——记者注)死了，搞大地测量的人不多啊!你不要走，武测会恢复的，是需要你们的。”

　　1973年3月，周总理终于作出批示恢复这所学校，夏坚白闻讯后热泪盈眶。但他再也没能踏上讲台。

　　在师生流散的岁月里，他曾将几位原武测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测绘科学研究小组”，匿名翻译了两本外国学术著作。宁津生冒险加入了小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编写教材。文革结束后，他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里面是一叠各种颜色的纸张，夹着游泳牌和飞马牌香烟的烟纸。这些写满公式和符号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摄影测量原理》。

　　早在留学德国时，夏坚白、王之卓及陈永龄就约定：回国后要合力编写教材，“一同做一番事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测绘学博士，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辗转英德留学。学成回国后，被称“测绘三杰”的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靠着书信，合作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大学测绘教材。

　　宁津生和几位院士接过了老师的事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讨教材的修订。20年间，《测绘学概论》再版了3次，变成了150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课本。

　　理想的大学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

　　开始讲课前，李德仁院士习惯走向讲台中央。年近80岁的他缓缓弯下腰，鞠上一躬，仿佛音乐会开场了。

　　200多人的大教室里格外安静。有人托着腮，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眼前的老人。站在台上的老师，正是他们桌上课本的编者之一。

　　宁津生、陈俊勇、张祖勋、刘经南、李德仁及龚健雅，这6位院士被认为是测绘学领域内的“传奇”“一代奠基人”。但在这门课上，他们是最普通的授课老师。

　　“理想的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有人用林语堂的名言形容这门课。

　　武大学生则霸气地称这些院士为“测概天团”。“集齐签名，召唤神龙”。

　　这个“偶像天团”，看上去和时髦毫不搭边。他们是一群“爷爷级”的老头，年纪最大的85岁，最年轻的一位60岁。在难得的合影中，6位老人有些拘谨地站成一排，双手大多叠在身前。镜头清晰暴露出他们额前稀疏的头发、岁月在脸上留下的一道道褶子。

　　宁津生院士是这门课的发起者。今年85岁的他，对流行文化的印象，还停留在10多年前。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地测量学家，笑呵呵地说，学生找他要签名时，他有种成了“超女”的恍惚感。

　　这门课讲授的内容，没有那么“高深莫测”。从课程设计之初，院士们就统一意见，要尽可能地贴近年轻人，“不能吓跑他们”。讲义中拗口的概念删了又删，教材特意制作成彩色，插画、图示几乎占了一小半。

　　整整20个课时，6个院士，4个教授，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测绘?”

　　上大学前，叶晓彤对这个专业几乎一无所知。和很多人一样，她以为测绘就是“拿个黄色的三脚架在马路上量量”，很艰苦而且没啥技术含量。听完院士们的讲课，她对测绘的认识完全颠覆了。

　　从宁津生不紧不慢的讲述中，她第一次知道，原来“GPS导航卫星”“可量测的全景影像”，这些高大上的先进科技，和测绘这个古老的学科密切相关。测绘早已进入“大测绘”时代。

　　“测绘的本质就是研究时空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干什么?要到哪里去?这既是哲学家问的问题，也是保安问的问题。同时，它还是导航研究的问题。”卫星导航专家刘经南常笑着给新生讲这个段子。

　　在他的课堂上，测绘这个看似枯燥的学科，不仅与哲学相关，与历史、生物甚至天文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信手拈来各种小故事：黄帝战蚩尤时三天三夜困在大雾中，多亏发明了指南车才打赢这一仗;因为有定位基因，人类才有方向感和距离感;用射电望远镜可以测量星系之间移动的距离，让我们知道宇宙是否在加速膨胀……

　　叶晓彤听得一愣一愣的，“很多完全没想到的地方，突然被启发到了”。这些院士仿佛是站在山顶上的一小撮人，他们的视线穿透远古和星空，顺着他们的目光，叶晓彤窥见了一个极开阔的地带。

　　这正是开这门课的目的。在宁津生看来，这些刚从高中毕业的孩子，不一定能完全听懂课，但他们会对测绘有一个“感性认识”，知道这个学科不再是传统的野外作业，它有很多高科技、很前沿的东西。

　　干过10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的他记得，开这门课前，很多学生不愿学测绘。虽然这所学校的测绘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一，但每年录取的新生里，十个就有七八个第一志愿不是测绘，两三个强烈要求转专业。

　　卸任校长后，宁津生听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也是这个情况。他们尝试开了一门“院士课”，效果很好，转专业的学生少了很多。他很兴奋，和几位院士一商量，大家一拍即合。“与其靠辅导员去劝，去做思想工作，不如靠院士去讲。”

　　一晃，20年过去了。同济那门“院士课”早没了，武测合并到武汉大学，校名都没了，几位院士从中年迈入了暮年。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坚守在这门课的讲台上。

　　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导师王之卓。

　　这位学部委员曾亲自为李德仁改论文、排章节，将他的论文推荐发表，而且从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政治原因，研究生入学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录取。文革结束后，王之卓立即将这位学生召唤回校，为他举行专门考试。干过建筑工，种过水稻，扎过钢筋的李德仁，终于在39岁回到书堆中。

　　靠着老师坐公交去邮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荐信，李德仁飞向了更远的学术世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学位。324页的博士论文，取得该校历史最高成绩，评委评价“它解决了一个百年难题”。

　　有不少外国研究机构挽留他。妻子给“老大不小”的他寄来书信：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你还不如一头牛呢，到现在都没挤出一点奶来，现在到了该回国“挤奶”的时候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师曾站过的讲台上。

　　和导师一样，李德仁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一口气给本科生开了3门课，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还编出3本教材。

　　但变化也在一点点发生。评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着研究经费翻了又翻，原来是几万元，后来小数点往后挪了几位，涨到几千万元。他越来越忙，各种会议、出差，将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

　　当了武测校长后，他离讲台更远了。一位本科生毕业后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写信给李德仁的夫人说，从没听过李院士的课，深感遗憾。李德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接过信后，他心里“很不好受”。

　　他亲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学生所在单位，给所有员工讲了一堂课。

　　刘经南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每晚仍坚持去实验室。很多人摸清这个规律后，在门口排着长队等他。能留给学生的时间少之又少。

　　宁津生认为，校长没空上课可以理解，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把握方向、服务教师”，归根结底是提高教学质量。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长，现在甚至连很多最普通的教师，都很难把教学放在首位。决定他们晋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课，而是一堆堆的论文、表格和项目。

　　“这个评价体系很糟糕，会把高校的教学拖垮。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这位老校长提高音量说。他怀念起刚进大学的日子，那时所有新教师从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许多大学，博士后进大学直接就是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学城参观时，刘经南感触很深。那些大学都在郊区，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气，但一到晚上，就变成了死城，“看不见一个人”。老师都回到城内，学生窝在宿舍里玩游戏。

　　“感觉老师和学生脱节了，学生变得很孤独、很内向。”刘经南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

　　这些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课”的诞生。几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讲台。

　　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20年来，这门课更新的速度很快。讲地理信息系统时，龚健雅以前常讲“单机的、局域网的系统”。而现在，课件上的内容早变成了“广域网的、手机的系统”。

　　与课程的发展同步，中国科技界也在大跨步向前。李德仁记得，刚回国时，45岁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把‘文革’丢掉的时间补回来?”当时在武测，除了上课，每个学者都在“玩儿了命地做科研”，半夜翻墙上机是常事。

　　如今，科学界早已翻过新篇，到处都在谈论“创新”，谈论“国际一流”。但到了新时代，宁津生却不鼓励学生“动辄提创新”。“搞两三年就让你们创新，创国际一流，不现实。还是要踏实一点。”他常对学生说，“从0到1的创新很难，你们作为学生，可以多尝试从1到1.5的创新。”

　　刘经南的教学风格不同。这位“喜欢挑战”的科学家，思维发散开阔，他常在课上坦言自己的“诺奖情结”。第一次见面，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气势震住了。导师坐在桌子对面，语气很平常，但决心毋庸置疑：“你们要做，就做到国内第一、世界第一。”

　　李德仁则认为，创新源自学科交叉。这一看法，与他的导师一脉相承。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科技边际效应观点”：“不同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效应，正如大陆与海洋的交接边缘，一定是生产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样。”

　　不过，不管如何创新，几位院士都认为，做科研必须坐得住“冷板凳”。早在武测院刊创刊号上，王之卓就直言：“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一个较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宁津生一辈子专注于研究地球重力场。为了做一个课题，他和合作者一道一道解开了130321个公式。学生李建成花了26多年时间，将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高到厘米级。46岁时，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

　　从中学时代起，刘经南就在琢磨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得诺贝尔奖?”大学时他想到，如果能计算出宇宙膨胀的加速度，离那块金灿灿的奖牌肯定不远了。当了博导后，一个“性格有些坚毅”、来自农村的陕西男生接受了这个挑战。刘经南激励他，“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么容易的，你可能搞不出来，但你可以让你的学生继续搞，徒子徒孙都可以做下去!”

　　好几年时间里，这个学生一直在埋头编软件，一页一页地啃英语论文。交流科研进展时，刘经南发现，他抱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是一句句的汉语翻译。

　　没过几年，3位美国教授宣布，测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胀，这个力来自暗能量。2011年，这一发现获了诺奖。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刘经南讲到了这个故事，多位学生对此印象深刻。虽然与诺奖无缘，但这个“傻得可爱”的陕西男生，后来将同样的理论方法，用到了嫦娥号的数据处理上。

　　在这门课上，刘经南好几次预测与测绘相关的诺奖。3年前，他正坐在汽车里，一个学生兴奋地打来电话，“你讲的生物导航系统真的得奖了!”

　　20年来，几位院士努力在学生心中撒下一种渴望，那就是对科学高峰的向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提醒着，这种渴望不能被扭曲、被异化。这一教诲同样来自老前辈们。

　　王之卓极力反对过分溢美之词。但凡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他阅稿时总要划去，附上纸条，“请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

　　龚健雅曾将自己的一个数据结构命名为“perfect data structure(完美数据结构)”。王之卓看过论文后严肃批评道，“你不能自封为‘完美的’。”龚健雅解释，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完整的”。老先生皱了皱眉说，还是不行。

　　指导博士生李彬时，宁津生也有着相同的态度。一次，这位学生打算用“前沿、首次”几个词介绍自己的最新算法，宁津生果断否定。他送了一幅毛笔字给李彬，上面写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严谨求实。

　　要是因为退休，断了这门课很可惜

　　没成为宁津生的学生之前，李彬觉得宁津生就像“遥远的一颗星”。在一个高端学术交流会上，李彬远远望见这位院士、前校长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

　　成了他的博士生后，两人经常隔着一张小桌子，从科研聊到细碎的日常生活。每次离开老师家的小客厅，李彬包里总会被师母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有豇豆、花生米、辣椒酱等各色“宝贝”。这位博士结婚时，宁津生穿着衬衫西裤出现了，做了他的主婚人。

　　还没等他毕业，老师突然“老了”。他的腰折了下去，走路久了便心慌腿软。来参加李彬的论文答辩时，老人在秘书的搀扶下走来。在场的评委都劝宁津生回去等消息，但他坚持听完3个多小时的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