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宝德本人手机短信记录及其女友等人的回忆来看，他生前承受着不小压力，“每天活在痛苦之中”。不过，由于没有留下遗书等透露心情的文字，他最终溺亡和承受的压力是否有关、有多大关系，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
因为压力大而选择自杀，这是小概率事件，在这一悲剧中也未必是事实，但如果某些压力不正当，因此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那么，对高校和社会来说，及时反思并采取措施，以避免更多悲剧发生，就是必要的。
杨宝德的压力来自导师。因为曾表露过想自杀的想法，其女友曾和杨的导师电话沟通，“希望宝德能活着毕业”，对方也回应“以后会注意的”。中青报的报道中，没有出现导师的说法。我想，即便来自导师的压力真实存在，杨宝德死亡也一定出乎导师意料，导师也会为此痛心不已。
从报道看，杨宝德的压力主要来自因为被“不合理”的事情占用太多精力，科研工作陷入停滞，“我不会拒绝人，基本上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他口中的“不合理的事”，包括陪导师吃饭，给导师熟人的女儿做家教，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导师、陪导师逛超市、陪导师去家中装窗帘等(中青报记者根据杨宝德的聊天记录归纳)。
道理上讲，“不合理的事儿”和学业无关，导师不该要求学生干，学生也可以拒绝，但从现实看，学生为导师做这些事儿，并不少见，更过分的(比如多年无偿为导师打工)，也有。导师可以要求学生做什么?哪些要求学生可以拒绝?这方面规定并不明晰，对于导师的要求，学生多选择“照单全收”，不会更不敢拒绝。
多数学生，干了也就干了，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是拉近和导师关系的捷径。但对少数学生来说，不想干又不能不干，时间长了，就可能产生心理压力;一旦和学业不顺等结合在一起，更容易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如杨宝德所言，“本来性格并不开朗的我开始变得沉默抑郁”。这样说，并非把悲剧原因推到学生身上，相反，我始终认为，导师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他应在其中承担主要责任。
有压力不可怕，只要化解渠道通畅，但从报道看，杨宝德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除了女友了解比较详细，周围其他人并不知晓。这与杨的内向性格有关，也透露出高校在掌握学生思想动向和心理辅导方面存在欠缺。
其实，解决杨宝德面临的问题，换个导师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杨宝德和女友也想到了，却知难而退了。如今，杨宝德不在了，人们说“当初给他换个导师就好了”，但在没出事的当初，即便他向学校提出换导师的要求，能得到满足吗?对于换导师，多数高校从严把握，这本没错，但如果严到让学生觉得不可能以致连提都不愿提的程度，也难说正常。
导师和学生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高校在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排解学生压力方面可以做哪些工作?学生要求更换导师的“门槛”，能否适当低一些?希望这一悲剧，能让高校和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思考深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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